游中思者乃康夫

应将都江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

此次四川地震，四川域内的世界遗产多数未受到太大损失，只有都江堰一项，因距震中较近震感较强损失较大。震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率队调查后证实了这点：这项世界遗产中的一些文物建筑遭到严重损毁，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古庙也因山体滑坡而倒塌。

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中的都江堰，是在2000年因符合世界遗产遴选标准的C(ii)(iv)(vi)，以“青城山和都江堰”（Mount Qincheng and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）的正式名称进入世界遗产行列的。

面对是次地震给这项世界遗产造成的重大损失，中国政府应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说明情况，并向即将于7月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提交申请报告，主动要求将此项世界遗产列入到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当中。

中国应主动要求将都江堰列入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》，这样的提议也许会引起人们的不解，但我们需要找寻的答案应当是《世界遗产公约》，而不是自我意识或媒体指引。

关于濒危世界遗产问题，我国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，多数都存在着糊涂认识。以为列入濒危，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管理欠妥、一定是负面新闻，故总是主动回避、害怕触及。5月27日《南方都市报》匆匆以《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不会被摘牌》为题进行的报道，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心理。

但是，由于世界遗产问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对世界遗产没有深入研究就匆匆发表评论，出错率就会非常高。现实是中国作为一个已经拥有35项世界遗产的大国，官员、学者或媒体在谈及世界遗产问题时还常常会错误百出。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，在昨天（27日）新浪网组织的一个河南嵩山申遗问题的访谈节目中，主持人、嘉宾的谈话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低级错误。

还是回到濒危世界遗产的问题上来。

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（World Heritage List in Danger）是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一个附属名单，这也是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条文中所设定的。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第十一条第四款对濒危遗产问题有如下的表述：

委员会应在必要时制订、更新和出版一份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，其中所列财产均为载于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之中、需要采取重大活动加以保护并为根据本公约要求给予援助的财产。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应载有这类活动的费用概算，并只可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受到下述严重的特殊危险威胁的财产，这些危险是：蜕变加剧、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、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造成的消失威胁；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的破坏；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；随意摈弃；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；灾害和灾变；严重火灾、地震、山崩；火山爆发；水位变动；洪水和海啸等。委员会在紧急需要时可随时在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中增列新的条目并立即予以发表。

由《世界遗产公约》关于濒危世界遗产的条款不难看出，造成世界遗产濒危的状况，有人为的原因，即包括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的管理不善的原因，但也有非人为的原因，如火山爆发、地震等等。在1982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，ICOMOS也曾强调，世界遗产面临的危险并非都很直观，有“突显的危险”(ascertained danger)和“潜在的危险”（potential danger）同时存在。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中，“保护不力”属于“潜在的危险”，而自然灾害则属于“突显的危险”。这两种情况，都可以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。目前四川的状况是地震将都江堰地面庙宇坍塌、世界遗产项受损，当然就归于这类“突显的危险”原因。因这类原因进入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，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

世界上因“突显的原因”进入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的事例已有不少，最近一次是2003年12月伊朗东南部的古城巴姆遭遇大地震，有两千年历史的砖泥结构的巴姆城堡受到严重毁坏。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为表明保护巴姆古城的紧急性，大会启动紧急动议，在将巴姆城及文化景观（Bam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）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同时，也同时将其直接列入了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。

将世界遗产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，可以获得国际上的重视，包括一些资金、技术上的援助，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来说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世界遗产不同于其他文物古迹，它既然被称作“人类的共同遗产”，中国政府就应该负起责任，按照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要求，尽快启动程序，主动申报将遭到地震损害的都江堰进入《濒危世界遗产清单》。